年的6月底，来自上海的赵逸芳女士已经65岁了，可是她时常感到下体疼痛难忍，尿里还会夹有血丝。
在儿子周生的陪同下，医院的泌尿科挂号检查。可是奇怪的是，单从相关器官检查报告单上看，几乎都在正常水平，怎么也找不到病因。
于是，女医生对赵女士进行了仔细检查。检查过程中，医生摸到了一处圆形的硬物，按照正常来说这是不应该出现的。
这蹊跷的硬块，很有可能就是病因。仅凭现有的工具却无法探明，于是医生给赵女士开了住院单，建议通过手术的方式查明病因。
一般来说，患者都是非常恐惧手术的，尤其是已经65岁了还要在如此私密的地方开刀，心里多少是有些抗拒的。
可是赵女士已经受此折磨三十多年了，她心一横，还是决定做手术探明原因！当天下午，她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生们根据硬物的位置进行了查找，局部麻醉的赵女士忐忑不安地躺在手术台上，突然她听到医生惊呼：“嚯，这针年头可不小了，都与外阴组织融为一体了！”
原来，通过这次手术竟然在赵女士下体找到了一根3厘米多的外科手术缝合针！
出院记录载明：查患者赵逸芳下体见一金属异物，突出于黏膜外部分长约0.3cm，周围有纤维组织增生，分离周围粘连后取出一枚金属圆针。长3cm，完整，出血少，手术顺利。
手术过后，她不再受到那种疼痛的折磨，可是想起来仍然觉得心有余悸。一个普通人，怎么体内会有一根年头久远的手术针呢！
01三十二年的难言之隐
赵女士这一辈子只生育过一个儿子，回忆把她带回了那个久远的年代。
和那个时代的广大女性一样，她很早就按部就班地结了婚，有了一个幸福甜蜜的小家庭。
没过多久，她怀孕了。因为年轻时她热爱体育锻炼，身体素质极好，所以孕后反应不强，产检时也是一路绿灯，可以安心地静待一个小生命降临。
年4月5日，赵女士即将生产，此时她住在上海市郊区的一家卫生院里。
在进行生产前的检查时，发现胎儿头部朝前且体积较大，此时医生建议她采取剖腹产。
可是剖腹产后期预防伤口感染会用到一些药物，这会影响母乳喂养。可怜天下父母心，赵女士决定铤而走险，尝试自然生产。
当时胎儿头部较大，为了避免顺产时会阴的严重撕裂，医生为她在会阴处进行侧切手术，之后进行缝合，整个生产过程还算顺利。
儿子平安降生，但是术后赵女士仍然感觉伤口处剧烈疼痛，其他顺产的产妇一周以后几乎能下床了，可是她还是痛得动不了。
并且还出现了尿频尿急的症状，比怀孕的时候还要严重。各种不适的症状迟迟得不到缓解，还没出月子，赵女士一家就带她进行复查。
和文章开头一样，经过一系列的检查都显示赵女士的身体没有什么异常，可是对于这异常的疼痛，医生解释为产后综合征。
所谓的产后综合症，就是指女性在生产以后，由于精神上的抑郁，导致虚弱的身体引发了各种并发症。
对于这个结果，丈夫对她更加照顾备至，但是赵女士心里还是对诊断结果表示怀疑，可看着各项指标正常的化验单，她也只能半信半疑地回家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她的疼痛缓解了一些，平时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已经不太疼了，她也慢慢相信了医生的话。
但是从那次生产以后，每当丈夫想要同房时，赵女士都会感到剧烈的疼痛，所以每次都只能作罢。
医院检查时，也还是查不出什么异样，医生也只能归结为心理因素。
所以在那个信奉“多子多福”的年代，她只生育了一个孩子，而且因为性生活不和谐，丈夫也离她而去，两人开始两地分居了。
就这样，原本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分崩离析。
赵女士的内心十分痛苦，可是实在找不到病因，也就只能接受这样的命运，而且这样的难言之隐也实在不好与外人言说，她自己就默默承受着。
在内心备受煎熬的同时，身体上也时常出现不适。
有一次在她如厕后，发现了大量的鲜血，可是当时也并没有到来例假的日子，医院检查，这次诊断为生育过后高发的痔疮。
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内服外用三个疗程以后，大便不再带血了，可是这次以后她的下体又开始隐隐作痛。
为了不影响正常生活，她只能一把一把地吃止痛药。
可是赵女士的痛苦并没有就此结束，某日她起床如厕时，又是一阵剧烈的疼痛。儿子周生只得又从公司请假，将医院就诊，这次她被诊断为肛瘘。
这种不明原因的病情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让她时常怀疑自己，常年心情抑郁，之前医生以为的“心理原因”变成了真正的心理问题。
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可是儿子周生工作太忙，不想给儿子再添照顾负担，便选择忍受痛苦自己开药回家调理。
身心饱受折磨之下，她后来又相继患上了尿路感染、高血压以及颅内病变等多种疾病。
刚刚被诊断为肛瘘一个月后，赵女士的后脑又出现一阵阵的剧痛，儿子周生又急忙请假来接母亲去看急诊。
做了头颅CT检查以后，医生考虑是脑膜瘤。这个结果无疑是晴天霹雳，商量再三后母子俩选择保守治疗。
住院一个多月，医院公司两头跑累得骨瘦如柴。幸好经过脱水和抗尿路感染治疗，病情才稳定下来。
看着儿子被自己拖累，赵女士心如刀绞。可是没办法，她只医院跑，心里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这样无端的疾病折磨？
如今，看着自己体内取出来的手术缝合针，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
三十二年啊，丈夫的冷淡，身体的疼痛，心理的压力都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想到这些她不禁失声痛哭起来，这个答案来得太迟了，太迟了……
02维权无果
她已经六十五岁了，大半辈子都活在这样的阴霾之下，失去了大好的人生不说，还让她患上了各种疾病，儿子备受牵连。
那枚小小的手术针带来的代价太大了，可是，自己原本可以不承受这些的啊！在巨大的委屈当中她感到很生气：“都怪当年的医生，我才遭了这些年的罪！”
她的儿子周生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他亲眼见证了母亲这些年一步步走的有多艰难，看着痛哭的母亲，他坚定地说：“妈妈，医院的责任。”
医院讨个说法，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医院早已经不见踪迹了。
别说是医院，整个上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当年的县都变成了今天的行*区。
一家人经过多方打听才了解到，医院经过改制，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某妇幼中心。
周生代替母亲找到了医院的领导，可是时过境迁，医院也早已经改头换面，领导对周生的说法表示了怀疑。
直到周生拿出了医院改制的相关材料，担任院领导的戚刚才面露难色地说：“时间太久远了，接生的医生都退休了10多年，事实也难查清，怎么给你说法。”
这种态度让赵女士十分伤心，经过多次的据理力争，医院都一再以证据不足，年代久远医院的责任。
可是一个好好的人，因此葬送了后半生的幸福和健康，医院连个道歉的态度都没有，这换作是谁也不会就此原谅的。
周生一次又一次的上门来讨要说法，这让很多患者和当地居民都知医院的态度，大家都不再敢选择医院了。
医院的客流量受到了影响，院领导才重新考虑和周生讨论赔偿的相关事宜。可是院方还是拒不承认自己的失误，表示只能出于人道主义象征性地给予一点慰问金。
周生一怒之下把医院举报到了上级相关的卫生主管部门，于是由上级出面，联系双方的调解。
年12月，周生和母亲赵女士在调解中表示，医院赔偿一百万元人民币。周生开门见山地说：“至今为止，我母亲所受的痛苦已长达32年，这是最低限度。”
而院方领导却觉得，因为一枚小小的金属针居然要赔偿百万，实在是狮子大开口，绝不可能接受。
双方要求的数额差距过大，而且都不肯让步，所以这次的调解又失败了。卫生部门主管建议周生走法律途径，由法院决定赔偿数额。
03对簿公堂
年1月，周生作为赵女士的代理人将医院告上了法庭，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讼状。
在起诉状中，详细描述了这32年里赵女士因为这起医疗事故所引发的并发症，并且由于不能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而长期与丈夫两地分居，导致原告心理压力巨大引发了脑膜瘤，给原告带来了身体和精神上不可逆转的伤害。
对于赔偿金额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32万元、残疾赔偿金64万元、医疗费元、鉴定费元、交通费元，家属误工费与营养费、护理费等0元。
并且鉴于家属维权时，医院方的恶劣态度实在令人心寒，原告赵医院方的正式道歉。
所以诉讼请求明确为两点，第一，要求被告的妇幼中心赔偿包括医疗费用，精神损失费等自身各项损失折合人民币99.2万元。第二，医院方必须就此事向原告赵女士书面赔礼道歉。
法庭受理了此案，面对赵女士的诉求，法院委托上海市长宁区医学会作为第三方，对原告所遭受到的医疗损害进行鉴定，并对医疗过错进行责任划分。
该医疗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表明，患者的人身损害按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划分为四级，并且赵女士的长期不适、疼痛医院的过错有因果关系，医院方负完全责任。
按理来说，这么多的就诊记录加上法庭委托第三方的鉴定意见，原告赵女士应该是胜券在握了。
可是，医院方的代理律师却指出，这些就诊记录年代久远，并没有相关的病史记录与之对应，无法确定就诊内容与患者本人的关联。
开庭现场，赵女士颤抖着双手向法院提交了出生证明、体内取出的手术缝合针、手术记录等单据作为证据，最引人注目的还有那厚厚的一叠就医记录，泣不成声地说：“这些资料见证了我32年来所经历的痛苦！”
从情理之上，赵女士受到的痛苦令人同情，可是法院判决必须依照法理，原告提供的证据虽然多，但是都没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从法理上确实存在瑕疵。
并且被告律师还提出：医院方过错与赵女士后期的脑膜瘤有关。
因为按照目前的医学水平，脑膜瘤并没有明确的病因，而且肿瘤的形成本身也具有很多可能的因素，没有办法百医院的责任。
可是这本身就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事情，这让原告家属的情绪再一次激动起来。
面对原告的情绪宣泄，医院的律师始终是一副不卑不亢的：“请拿出过硬证据。”
于是周生又提供了自己的工资单，表示自己多医院，主张赔偿误工费一万元。
周生说：“我的年薪18万元，工作日平均工资多元。仅仅是和原告方多次交涉就误工15天。”
被告方律师当场提出：“工资明细医院过错所产生相应的损失。”所以，对于误工费的主张也被法院驳回。
对于起诉状提出的交通费，因为大多都是刷交通卡，也没有实际的单据能够支持赔偿。
面对各项主张的驳回，周生当场就激动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难道连这点都不认账？”
于是主张的赔偿金只能从一开始的99.2万元降到了64万元的残疾赔偿金。可是这一点也遭到了被告律师的为难，要求赵女士提供伤残报告。
因为赵女士在之前的三十二年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并没有去做伤残鉴定，更没办法提供残疾报告。
如今手术针已经取出，医院方的律师也就是抓住他们没法提供残疾报告这一点拒绝提供残疾赔偿金。
而周生认为从母亲体内取出的手术针就已经是证据了，理应赔偿。
最终关于残疾赔偿金部分的主张也被法院驳回。关于精神损失的赔偿原告赵女士主张32万元，法院认为金额过高不予支持，但是鉴于医院确实存在过错行为，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
从一开始主张的99，2万元降到64万元，最终只获赔15万元，这让赵女士和周生母子感到无法接受。
但是医学上的病因相关性的直接证据又确实没有办法提供，所以只能无奈接受这个结果。
“道德判你死刑，逻辑证你无罪”或许就是这样，即使赵女士的遭遇十分悲惨，但是因为证据不足也只能依法办事，因为法庭是讲究逻辑辩证的。
04审理不公？
因为在周生为母亲维权的过程中，这件事情获得了一定范围内的
